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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目录学--新瓶旧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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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数字化的大浪席卷了图书馆的传统研究领域,使之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的研究对象涌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础。数字化资源不是传统信息资源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这种信息资源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所有传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使得传统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范式在数字化信息资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新的信息资源环境正在催生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引起图书馆学的革命。

    2) 即便是传统的信息资源,在新的信息资源环境中也呈现出很多新的问题,如传统信息资源怎样融合到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的信息基础结构中去 ?传统资源如何和数字化信息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体系?等等。这些问题挑战着传统图书馆学研究。

    3) 传统图书馆学研究所熟悉得的理论、方法、经验怎样实现转型,扬弃那些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而注入新鲜血液。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继承传统理论、方法和经验的精髓,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中,贡献我们的知识、智慧和经验。

    总之我们正在辞旧迎新,既面临创新的挑战也面临继承的挑战。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更是一个让人激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无数失败的探索,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向胜利冲锋,都是值得褒扬,并无愧于我们奉献的尊敬、掌声和鲜花。

    这篇博文是质疑数字目录学的,但质疑并不意味着想贬低从事数字目录学研究者的艰苦努力,而相反,正是出于对这些探索的崇高敬意,才让我不得不坦诚地提出质疑。此外,任何质疑也是一家之言,也欢迎大家反驳。只有批评与反驳才能推动我们的学术发展。是为绪言。

    数字目录学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词语,据雨僧有限的检索,发现最早以数字目录学为标题的论文出现于2005年:柯平先生的大作:《数字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柯平, 2005)(以下简称A文),2007年柯先生和曾伟忠先生发表《试论面向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 (柯平; 曾伟忠, 2007)(以下简称B文)对数字目录学作了进一部阐述。雨僧对数字目录学的理解主要来源于这两篇文章。这两篇大作是不容易读懂并准确理解的。文章的信息量非常大,有大量的名词术语缩写,并用了很多实例。如果不搞清这些术语,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两篇文章的。然而,一旦搞清了这些名词术语和实例,疑问也随之而来了。

疑问之一:什么是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上述两篇文章试图清晰地给出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数字目录是什么?不幸的是,这两篇文章洋洋几千言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B文中,数字目录学被划分成两大类型:面向数字书目控制的数字目录学和面向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作者并没有清晰地描绘出数字目录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甚至可以说他们的逻辑框架是非常模糊的。按照作者的基本观点,数字目录学主要是针对数字资源,但是讨论的内容却还是以传统实体编目技术为主。无论FRBR 也好,MARC也好,都是以实体资源为模型的。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处理技术,也是主要适用于实体资源的。那些以实体资源为模型的面目技术能否适用于数字资源,一直在争议中。从实践层面上看,这些技术在处理数字资源方面,并不十分成功。举例说来,OCLC在1993年曾经启动了一个叫InterCAT (OCLC, InterCAT project, 2003)项目,准备为互联网编目,这个项目到1996年结束,当时形成了一个叫NetFirst的数据库,但这个项目并不十分成功。1998年,OCLC又启动了 CORC(Cooperative Online Resource Catalog) (OCLC, Archived projects, 2003)这个项目2002年也合并到它的日常编目项目中去了。

    OCLC的这两个为互联网编目的项目之所以不成功,就是采用了传统的图书馆工具为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资源编目,描述静态资源的工具显然不能适应动态的资源。早在1998年,Roy Tennant 就撰文指出,the problem is that we have the wrong metaphor (Tennant, 1998)。 所以,数字目录学继续用传统图书馆的技术、模型和思维方法来讨论数字资源,显然是无力甚至是无用的。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用传统的图书馆卡片目录来为数字资源编目,还是不是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吗?按照数字目录学的说法,答案是肯定的。这显然有违数字目录学的初衷。B文中提及的另外一些技术,如网络化分类控制、智能化检索控制、自动化文摘控制,且不说这些术语是怪怪的,而重要的是这些技术还是以传统文献资源为主体的。特别是所谓网络化分类控制所举的实例基本上都是传统图书馆编目的辅助工具,将分类法放到网上,以便图书馆员查询,不需要再一页一页地翻纸本分类法。这和数字资源几乎没啥关系,更谈不上对数字资源进行分类控制。

    数字目录学结构上的模糊,源自对目录结构本身的模糊认识。一个目录大体会包含四个基本层次,功能层次、对象层次、组织结构和载体层,其中组织结构又包括逻辑层、描述层和表达层。在数字目录学的阐述中,这些层次都混在一起如同一团江湖。如B文关于国家书目的阐述,国家书目的数字化主要发生在组织结构和载体层,原先的纸本是国家书目数字化成数字格式,从而可以融合到整个数字化信息基础结构中去。虽然,越来越过的电子资源被国家书目收入,但国家书目的对象目前还是传统图书为主,如果数字目录学是以数字资源为对象的,那么国家书目就不是数字目录学研究的对象。

    文章指出数字目录“以数字资源编目为基础”,数字资源和传统图书馆资源是截然不同的新兴资源,如果我们还是用传统的编目概念去理解数字资源的组织,显然是典型的新瓶老酒的做法,是没有价值的。

    编目的理念是传统静态资源的组织理念,而对于动态的数字资源,我们不能照搬这个传统理念,数字资源组织核心理念是发现(discovery ), 而不是编目(Catalogue)。比如搜索引擎就是资源发现为原理的,而不是对数字资源编目。这两种理念的区别在于,发现是针对一个未知空间,你根本不知道数字资源在那里,有多少,是什么样的。而编目是针对一个已知空间,你知道你的资源情况。所以,如果数字目录学还是局限于数字资源编目,历史和未来都证明是没有价值的。目录数字化过程是一个全方位变化的过程,它不仅发生在目录结构的全部层次,包括功能、对象、组织结构和载体,同时也包括逻辑、描述和表达诸框架的重组。这种全方位的变革牵涉到整个信息体制和信息组织范式的革命,不是目录学一家能担当得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目录学可能并不具备生存的空间和存在的理由。

参考文献:

OCLC. (2003). Archived projects. Retrieved July 16, 2008, from Archived projects: http://www.oclc.org/research/projects/archive/default.htm

OCLC. (2003). InterCAT project. Retrieved July 16, 2008, from InterCAT [OCLC - Archived projects]: http://www.oclc.org/research/projects/archive/intercat.htm

Tennant, R. (1998). The art and science of digital bibliography. Retrieved July 16, 2008, from Library Journal: http://www.libraryjournal.com/article/CA156498.html

柯平. (2005). 数字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图书情报知识(3).

柯平; 曾伟忠. (2007). 试论面向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 图书情报知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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